撰文：章琍吟 照片提供：編輯台

「請大家試想：一百年後，當有人打開一段標註著『2026年』的影像檔案時，他究竟會看見什麼？當影像被留下，真正記錄的又是什麼？而人類，為何總需要不斷地記錄？」長年深耕影視聽文化保存與教育推廣的陳德齡老師，以這樣的提問揭開「文化記憶與時代共振」主題。這不僅是對影像功能的再思考，更是一場關於時間、記錄與人類如何理解自身的深層對話。

長期以來，德齡老師始終反覆追問一個核心命題：「影像的文化影響如何最大化？」然而，這裡所指的「最大化」，並非只是觀看人次、票房數字或市場效益，而是影像在時間長河中，如何持續累積其意義與歷史價值。當人們觀看影像時，所凝視的從來不只是單一畫面，而是一個時代如何觀看自身、理解自身的方式。因為影像的記錄，從來不只是事件本身，它同時包含了選擇、立場、價值與權力關係；它不僅回答了「我們為何記錄」，更映照出「我們希望被如何記住」。因此，影像驅動文化影響，既是對當下的回應，也是向未來發出的提問。

進一步思考，人類為何特別選擇「影像」作為保存與傳遞記憶的重要媒介？關鍵在於影像具有強烈的「文化指涉性」。在1980年代，聯合國體系對於婦女權利與反抗壓迫的影像表彰，顯示影像早已超越藝術形式，成為社會運動的重要工具與文化轉折的象徵。同時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0年也通過《保護與保存動態影像建議書》(Recommenda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and preservation of moving images)，指出動態影像具備幾項重要特性：（一）影像承載多元價值並促進群體認同、（二）內容不斷累積，形成歷史層疊、（三）具備即時性與實證性，能捕捉難以替代的現場真實、（四）媒材易於流通，使影像得以跨越地理與社會邊界。

如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「世界記憶計畫」（Memory of the World）提醒世人，影像是成為文化記憶極為重要的載體，更是一種理解世界與學習跨文化差異的入口。透過影像，人們得以進入他者的生命經驗，感受不同處境中的情感與矛盾，進而展開討論、辯證與對話。而這些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流動，也逐步形塑出「我們是誰」的集體認知，使文化記憶不再只是靜態保存，而是一種持續生成、持續被重新理解的過程。

那麼，影像究竟如何產生文化影響力？德齡老師以約書亞．歐本海默（Joshua Oppenheimer）《殺人一舉》、蔡崇隆《九槍》作品為例，說明影像如何介入現實並產生文化影響力。在《殺人一舉》，透過加害者視角重演歷史暴力，撼動既有敘事，迫使社會重新面對長期被壓抑的集體記憶；而蔡崇隆的《九槍》，則直面制度與權力結構中的暴力問題，將公共議題轉化為沉浸式敘事，進一步促發媒體報導、公共辯論，甚至有機會影響政策與制度的改變。此時，影像的角色已不再只是「再現現實」，而是進一步成為社會實踐的一部分，從觀看走向行動。

演講最後，德齡老師也提出關於影視產業未來的重要命題：如何讓影視從單一的消費品，透過公私部門協力建構影視文化生態系？過去，人們往往以放映場次與票房作為核心指標；在當代，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個由政策擘劃與實施者、創作者、中介組織、金融機構、觀眾、平台、第三方團體共同構成的文化網絡生態系。在這樣的循環系統中，影像的價值不會因放映結束而停止，而是透過前期開發、製作、行銷、教育推廣、倡議、影響公眾意識喚醒與參與行動等過程，策進產製資源持續循環與再生，最終形成具有時代厚度的文化影響力節點。

總體而言，影像不只是時代的記錄者，更是文化記憶的編織者，以及未來想像的觸發器。它保存的不只是某一刻發生過的事件，更留下了一個時代的情感、價值與觀看世界的方式。當文化記憶與時代共振，我們便會發現，人們其實從來不只是觀看影像，而是在觀看之中，逐漸被影像所塑造。或許一百年後，後人重新打開2026年的影像時，看見的不只是今日世界的模樣，更會透過這些影像，理解我們如何焦慮、如何渴望、如何彼此連結，以及我們曾經如何努力地，想將這些文化存在於歷史之中。